《|鸟尊记（曲沃鸟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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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曲沃鸟尊
2. 鸟尊的寓意
3. 晋侯鸟尊简介
4. 国家博物馆鸟尊
5. 晋侯鸟尊的特点
6. 晋侯鸟尊观后感

曲沃鸟尊

西周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中的晋侯墓。该鸟尊被誉为山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省博物院从建院之初，就将晋侯鸟尊作为博物院的标志物。

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yí]”，铭文中“向”一字，做“享”解，意为“贡献”。大意为晋国君主做了一件祭祀天神的宝器。可证其为宗庙礼器，这件鸟尊的主人是唐叔虞之子晋侯燮所拥有的一件高规格祭祀礼器。鸟是西周时期晋国的图腾，是连接人与天神的神物。

晋侯鸟尊的器物形象是一个凤鸟，周人对凤鸟的崇敬和喜爱还有一个凤鸣岐山的典故。相传周武王在伐纣的征途中路径岐山，此时山上有金凤鸣叫，人们认为这是天降祥瑞，是周武王的文才武德招致而来的祥兆，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氛围之下伐纣大业最终成功，于是更加深了人们对凤鸟的图腾崇拜之情。

尊作伫立回首的凤鸟形，头微昂，圆睛凝视，高冠直立。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在凤鸟的背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并且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双腿粗壮，爪尖略蜷。凤尾下设一象首，惜象鼻残缺，依据象首曲线分析，象鼻似该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鸟与象这两种西周时期最流行的肖形装饰完美组合，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装饰精致、豪华，使之成为中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珍品。

凤鸟颈、腹、背饰羽片纹，两翼与双腿饰云纹，翼、盖间饰立羽纹，以雷纹衬地，尾饰华丽的羽翎纹。为了尊重历史，修复的象鼻上并没有设计纹饰。

鸟尊是一件酒器，鸟颈与中空的腹腔相通，锋锐的弯喙成为自动开合的流口，当倾斜鸟身往外倒酒时上唇会自动开启。复位后，口即闭合，可防尘、防虫，十分巧妙。鸟尾下的小巧的虎形支脚，可使鸟尊盛满酒时平衡稳定。鸟尊造型和谐，纹饰华美，铸造精巧，浑然一体。即便是分铸的器盖上的纹饰也与整器的装饰图案连接的天衣无缝，连鸟足掌上的蹼也制作得生动逼真，能将冰冷的青铜掌控到如此地步，让人不得不赞叹其工艺之精湛。

从器型的构造比例等特点来看，在形体制作上未能兼顾总体造型的匀称，以及凤鸟造型特点，从此上说，其时间当西周稍早时期。根据其出土于M114墓葬中来看，则该尊年代可确定当在西周中期偏早。

20世纪90年代在天马——曲村遗址中发现了举世震惊的“晋侯墓地”，并出土了一大批铸有晋侯名号的青铜器，考古学家排列出了从改“唐”为“晋”的第一代晋侯燮父起直到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的晋文侯共九代晋侯的清晰世序，澄清了晋国始封地的问题，弥补了晋国早期编年和史实的阙疑和空白，晋侯墓地考古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鸟尊的寓意

鸟尊是用来保护民间鸟类文化和促进鸟类研究的。
因为自然资源的保护越来越重要，而鸟尊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式，可以促进人们对鸟类资源的保护和科学研究，同时也可以扩大公众对鸟类知识和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更进一步地说，鸟尊的保护和传承也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让人们重视生态环境，注重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和谐发展。
因此，鸟尊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对鸟类资源的保护和研究，同时也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晋侯鸟尊简介

西周晋侯鸟尊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 ，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中的晋侯墓。该鸟尊现收藏于山西省博物馆，被誉为山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头微昂，高冠直立。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在凤鸟的背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并且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凤尾下设一象首，象鼻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全身布满纹饰。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证明为宗庙礼器。

从器型的构造比例等特点来看，在形体制作上未能兼顾总体造型的匀称，以及凤鸟造型特点，从此上说，其时间当西周稍早时期。根据其出土于M114墓葬中来看，则该尊年代可确定当在西周中期偏早。

国家博物馆鸟尊

鸟尊作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珍贵文物，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使其成为镇馆之宝。首先，鸟尊的制作工艺非常精湛，其线条流畅、纹饰精美，展现了古代匠人高超的铸造技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

其次，鸟尊作为古代王室的金属器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能够为人们提供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因此，鸟尊在中国文物汇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博物馆中不可或缺的镇馆之宝。

晋侯鸟尊的特点

晋侯鸟尊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珍品，出土于山西省平遥县张家山。它高约50厘米，造型独特，以展翅飞翔的鸟作为器身，呈现出一种优雅而生动的姿态。

整个青铜鸟尊精美制作，艳丽的绿锈融合着古铜光泽，展现出浓郁的历史风貌。这件珍贵文物不仅代表了古代晋国独特的文化艺术水平，也展示了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精湛技艺和卓越创造力。晋侯鸟尊的发现和研究，对于了解古代晋国社会文化，以及古代青铜器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晋侯鸟尊观后感

中华儒商始祖子贡 子贡（前520～前456），卫国黎（今浚县）人，字子贡。他17岁拜孔子为师，深得孔子学说真谛和儒家思想精髓，成为孔门高徒。他不仅为传播儒家学说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开创了战国纵横家之先河，还投身商海，成为中华儒商始祖。

首开纵横家之先河。子贡具有“能言善辩”的先天才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由于子贡具有能言善辩的先天素质，他又有“得素衣缟冠，使其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亲如兄弟”（《韩诗外传·卷九》）的外交理想，再加上孔子对他的培养，使他很快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取得了一个彪炳史册的外交胜利。公元前489年，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陈绝粮”时，孔子派子贡至楚求救，结果是“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外交方面的才干，当时有口皆碑。楚昭王说楚国的外交官没有一个能和子贡相比。公元前483年，齐国的田常作乱于齐，想先出兵伐鲁，子贡为免除孔子怀国之忧，自告奋勇出使齐、鲁、吴、越、晋等国。他攻心为上，说齐伐吴；投其所好，说吴救鲁；设身处地，说越攻吴，鼓动晋侯，备战吴军，结果吴军在攻晋中大败，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乘势伐吴，灭了吴国。灭吴三年后，越国称霸东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变：“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经商致富，成为中华儒商始祖。孔子称赞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到各国做买卖，往往和“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史记·货殖列传》）。这就是说，他做买卖需要进见诸侯时，各国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礼节来会见他，可见子贡的富有和声望达到了什么程度。子贡虽然家累千金，但他“富而不骄”、“富而好礼”，《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等典籍都记述了子贡自己掏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可见，子贡是一个“愽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儒商。

极力推崇儒学，使孔子名扬天下。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这就是说，在传播儒家理论和政治主张方面贡献最大的，当为子贡。一部忠实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凝聚儒家思想精髓的巨著《论语》里，涉及子贡的记载就达38处，居众弟子之首。并且有9处为子贡独立成篇的精辟言论。孔子的学说，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一些人毁谤和贬低，孔子本人也常遭厄运，关键时刻，子贡总是挺身而出，捍卫孔子的学说，这在《论语》、《孔子家语》等典籍中都有记述。

子贡是孔子周游列国的财力支持者。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所用基本上是子贡负担的。“孔子和大商人子贡生活在一起，至少是子贡做买卖，供给周游列国的孔子和同门”（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没有子贡财力上支持，孔子周游列国是难以进行的。

由于子贡在宣扬儒家学说上出了大力，所以后人说子贡有“亚圣之德”（《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历代封建官府在尊孔祭孔时，也给子贡祭祀和封赐，并对子贡也不断追加谥号，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黎阳公”，不久又改封为“黎公”。

《左氏春秋》的重要传人、古文学家贾护 贾护，男，字季君，西汉黎阳（今浚县）人。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在元帝初元至汉淮阳王更始年间（前48～前25）。哀帝时待诏为郎，是《左氏春秋》重要传人之一。《汉书·儒林传》载：“传《左氏春秋》者，本之贾护、刘歆。”

贾护一生博学多著，弟子众多，当时全国著名的经学家、岭南经学始祖陈钦便是其弟子之一。陈钦在西安跟贾护学习《左氏春秋》，成为远近闻名的五经博士，后来还担任“新朝”皇帝王莽的老师，官至将军，王莽许多治军、治国方略源于贾护的思想。

以仁、孝、忠、厚著称的桑虞 桑虞，字子深，东晋黎阳（今浚县）人。父冲，有深识远量，惠帝时为黄门郎。河间王颙执权，引为司马。冲知颙必败，就职一旬，便称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丧父，毁瘠过礼，日以米百粒用糁藜藿，其姊谕之曰：“汝毁瘠如此，必至灭性，灭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杂米，足以胜哀。”

虞有园在宅北数里，瓜果初熟，有人逾垣盗之。园边多棘刺，虞恐偷见人惊走而致伤损，乃使奴为之开道。及盗出，见道通利，知虞所为，乃送所盗瓜，叩头请罪。虞乃欢然，尽以瓜果与之。

桑虞宿于旅店，同宿客失脯，疑虞为盗。虞默然无言，便解衣偿之。主人曰：“此舍数失鱼肉鸡鸭，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将脯主至山冢间寻求，果得之。客惭还衣，虞投之不顾。

虞诸兄仕于石勒之世，咸登显位，惟虞耻臣非类，阴欲避地海东，会丁母忧遂止。哀毁骨立，庐于墓侧。五年后，石勒以为武城令。虞以密迩黄河，去海不远，将申前志，欣然就职。石季龙太守刘征甚器重之，征迁青州刺史，请虞为长史，带祝阿郡。征遇疾还邺，令虞监行州府属。季龙死，国乱，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潜遣东莞人华挺授虞宁朔将军、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固居海右，不交境外。虽历伪朝，而不豫乱，世以此高之。卒于官。

桑虞为人忠厚仁德、行孝讲义的动人故事被收入《晋书·列传第五十八·孝友传》，“开道竟还瓜”的典故还被编入古代儿童启蒙书《声韵启蒙》。石赵末年大乱时，他实握青州之权，但他拒绝东晋招诱，不豫乱事。“功名非吾志也”，正表达了其保家护宗、爱国忧民的心愿。“世以此高之”，表明其行为得到世人的赞许。

北齐吏部尚书李构 李构，字祖基，北齐黎阳人，生卒年月不详。李平孙，将军李奖长子。少以方正见称，袭爵武邑郡公，初任开府参军。东魏武定末为太子中舍人。北齐天保初，降爵为县侯。后迁谯州刺史，终官太府卿。卒后，赠吏部尚书。

李构品德高尚，很有声望，名誉远播。他历官清显，常以雅道自居，甚为名流所重。《颜氏家训·风操第六》载：“北朝李构，母刘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终身门闭，弗忍开入也。夫人，宋广州刺史纂之孙女，故构犹染江南风教。其父奖，为扬州刺史，镇寿春，遇害。构尝与王松年、祖孝徵数人同集谈宴。孝徵善画，遇有纸笔，图写为人。顷之，因割鹿尾，戏截画人以示构，而无他意。构怆然动色，便起就马而去。举坐惊骇，莫测其情。祖君寻悟，方深反侧，当时罕有能感此者”。

《颜氏家训》是我国现存古代最早的一部家教名著，北齐人颜之推撰，始作于北齐，成书于隋。李构的故事被载入《颜氏家训》，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佳话。

开中国白话诗先河的王梵志 王梵志，一名梵天，卫州黎阳人，生活年代主要在隋至初唐时期，著名白话诗人。

王梵志生平，家世不详。《桂苑丛谈》和《太平广记》记有梵志“育于林檎树瘿”、“长于林木之上”的神话传说，又记他生于隋末王德祖家。据胡适、郑振铎、张锡厚等人考证，王梵志约生活在六世纪末至七世纪中下叶，享年80有余。他生于殷富之家，幼年时，家有奴婢，生活充裕闲适，读过儒家经典和诗书。隋末战乱，家道中衰，仅剩薄田10亩，为生活计，他农忙种田，农闲外出经商。唐初，繁重赋税和天灾，迫使梵志家产破败，以致穷愁潦倒，被迫做雇工、帮工。他曾做过监铸官，廉洁奉公，以孟尝君自律，但任期未满即被革职。王梵志有五男二女，但子女不孝，使他晚年生活无着，成了“身无一物”的“硬穷汉”，甚至衣不蔽体，食不饱腹，被迫沿门乞讨。穷困悲惨的生活迫使他半路出家，50多岁又皈依佛门，信仰佛教，以寻求解脱。但他并非严守佛门戒律修行之僧徒，而是四处募化求斋，过着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这一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高潮，直到80岁左右，他还写下不少回忆自己坎坷一生的诗篇。

明清以来，王梵志诗渐渐失传。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敦煌拾琐”中才发现梵志诗。民国十四年（1925），刘复《敦煌拾琐》录王梵志诗一册。其后，郑振铎校录《王梵志诗》一卷及佚诗16首。国际敦煌学界有不少人研究王梵志诗，但未辑录成集。1983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锡厚校辑的《王梵志诗校辑》。该集依据“敦煌遗书”28种不同写本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里的王梵志遗诗，经过点校、考释，整理汇编而成，收王梵志诗336首。

王梵志的诗几乎全系五言，翻腾转折，深刺浅喻，多出人意表，浓郁的民间气息，厚重的言外韵味，使读者不由不跟着他歌哭笑怒骂，不能自持。王诗平易畅达，浅显而时带谐趣，往往寓生活哲理于嘲戏谐谑之中，寄嬉笑怒骂于琐事常谈之内，俚俗如话，在唐诗中可谓别具一格。其诗虽然没有其他唐朝诗人的华贵、典雅、工整、清丽，但他的诗深刻、通俗、辛辣、幽默，在唐诗中独树一帜，开创了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 它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皎然的《诗式》、范摅的《云谿友议》、何光远的《鉴戒录》、惠洪的《林间录》、《冷斋夜话》、阮阅的《诗话总龟》、庄绰的《鸡肋篇》、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陈岩肖的《庚溪诗话》、陶宗仪的《说郛》、杨慎的《禅林钩玄》等都转录有王梵志诗。日本平安朝(784～897)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也著录了《王梵志诗集》，可见早在唐朝王梵志诗便已流传到日本。王梵志诗在初唐时已广为流传，人谓“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佛寺禅门也往往用它“教诫诸学道者”，或“开悟愚士昧学之流”。

唐时，王梵志诗不仅民间盛传，连大诗人也都受其影响。王维、皎然、顾况、元稹、白居易、杜荀鹤、罗隐等著名诗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以王梵志为代表的通俗诗派的影响。王维《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注云“梵志体”。皎然盛誉梵志诗“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诗式》）。中唐诗人顾况创作过多首梵志体五言诗。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梵志诗意旨共通。因此有人认为，唐代白话诗由初唐王梵志，经顾况，到元（稹）、白（居易）得到了发展，逐渐形成通俗诗派。晚唐皮日休、聂夷中、杜苟鹤、罗隐等进一步发挥了通俗诗的批判作用。佛寺禅门诗人更直接受梵志诗的影响。著名诗僧寒山、拾得、丰干等写下许多梵志体诗歌。尤其寒山，更是步梵志后尘，许多诗从内容到形式皆承梵志衣钵。宋代仍有许多人模仿梵志体写诗。《说郛》卷七有一诗，不仅模仿梵志手法，甚至直袭梵志原句。江西诗派陈师道、曹祖等也曾搬运梵志诗句。黄庭坚恭维王梵志：“是大修行人也。”范成大巧妙地借用王梵志“千年调”、“铁门限”和“土馒头”的诗句，写下“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的名句。此句后被《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引用。

神机妙算的军事家徐懋功 徐懋功（李勣）(594～669) 隋唐军事家，诸葛亮式的“智多星”。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唐高祖赐其李姓，后因避太宗讳，单名勣。祖籍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北），在黎阳（今浚县）成事起家。隋末，徐懋功随农民军首领翟让在瓦岗起义。曾献策出兵荥阳、梁郡（今河南商丘西南），在汴水夺取往来船只物资，使起义军的供给得到解决。李密任瓦岗军首领后，他建议袭取黎阳仓,壮大了起义军力量。瓦岗军失败后归唐,镇守黎阳（今浚县）。唐武德元年(618)任黎州总管府总管。历任行军大总管，开府议同三司知政事、兵部尚书、仆射、司空等职，封英国公。

李勣在其戎马生涯中，能谋善断，有杰出的军事才干。他每次行军作战，“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因而在攻灭东突厥，平定薛延陀，征服高丽等重大军事战役中，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太宗曾极口称赞他“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把他与李靖一起，誉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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